《重庆电机厂史1927~1987》中提到，1980年电机厂正在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摸索市场化经济的尝试中，电机厂的计划生产任务受到市场调节影响，以产定销并没有带来景气，于是厂里决定改革为以销定产，试图扭转局面。并且还设立了研究所，以推进质量整顿。到1980年底，电机厂的小电机和电力变压器还获得了市政府颁发的高品质的产品证书，并且在当年创下最好成绩，工业总产值近3000万元，上缴利润300多万元。

　　这栋红砖建筑就是重庆电机厂仅存的一栋厂房，它曾经是电机厂的车间。重庆晨报记者 李斌 摄

　　从华岩寺沿着华玉路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是玉清寺，这是中梁山当地的一条主要干道，从这里一条岔路往东再走上数百米，就能够正常的看到重庆电机厂的大门。

　　这条支路坑洼不平，显然受到不少载重汽车的碾压，从电机厂的大门抬头望去，会发现数十栋高楼正拔地而起，厂区现在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

　　灰白色的楼宇和门口附近一处红砖苏式工厂建筑形成了强烈视觉反差。厂长及亚平和记者说，这是电机厂剩下的唯一一栋厂房，曾是工厂的车间，现在作为建筑工人的宿舍。对于周围新迁来的居民而言，这栋玻璃破碎的厂房，是为数不多的参照物，提示人们这家企业经历的岁月足够漫长。因为破产清算的关系，大门口已经挂上了某综合市场的牌子，不断有提着菜篮子的市民进出。

　　及亚平第一次走进这个厂的时候，是1981年，那时21岁的他刚刚从部队复员。作为土生土长的中梁山居民，他的就业选择有公安局、中梁山煤矿和电机厂。而国企大厂的景气和福利吸引了他，他进厂当了一名电机装配工人，“要知道电机厂的工人处对象都要比人家容易。”

　　事实上及亚平进厂那一年，电机厂已经有54年的历史。1927年春天，为满足彼时国民革命军在军事通讯上的需求，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兼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李范一创立了“军事委员会无线电机制造厂”，地址就在上海交大校内，这即是电机厂的发端。

　　彼时电机厂除了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外，还研制电动机与变压器。至1937年末迁至武汉，又因日军空袭频繁，于1938年迁至桂林，1944年桂林失守，又经贵阳迁至重庆，合并改组为“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第四厂”。解放后改为重庆电工器材厂，1958年迁至中梁山玉清寺后，厂名则改为重庆电机厂。

　　按照海内外学者的普遍看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被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78~1993年，此阶段以放权让利为主线，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式的阶段。及亚平进厂的那个时期，正好是电机厂探索企业改革的初期。

　　《重庆电机厂史1927~1987》中提到，1980年电机厂正在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摸索市场化经济的尝试中，电机厂的计划生产任务受到市场调节影响，以产定销并没有带来景气，于是厂里决定改革为以销定产，试图扭转局面。并且还设立了研究所，以推进质量整顿。到1980年底，电机厂的小电机和电力变压器还获得了市政府颁发的高品质的产品证书，并且在当年创下最好成绩，工业总产值近3000万元，上缴利润300多万元。

　　及亚平进厂正值国家“六五计划”初年，他仍记得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营方式，采购与销售基本上靠计划调配，经常在工厂广播里会传出类似于“电机厂又保证了全国两个月库存使用量”的消息，以激励大家鼓足干劲忙生产。

　　及亚平当时是二级工人，每月工资能拿到36.5元，这在当时的中梁山片区算是金字塔尖的收入群体了。作为当时的县团级单位，电机厂的福利几乎无所不包，厂区里建有医院、电大、技校、子弟中小学和幼儿园，更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的消防队。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重庆电机厂的产值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及亚平认为彼时工厂缺乏积累，以至于到了90年代市场活跃期时，工厂失去了一些机会。

　　1992年春天的故事，在未来很多年后都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起点，由改革春风再次吹起的投资热潮，使得电机厂面对一个迅速增加的市场有些措手不及。

　　在及亚平的记忆里，1992年之后由于基建投资大热，市场对机电产品的需求激增，工厂开足马力搞生产。以至于为满足超额订单的需求，在产品质量上放松了把关。

　　及亚平说，当时他正在涂装车间，按照常规操作流程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才能拿到成品，但因为客户在厂办大楼里等着提货，涂装时间被缩短到两个小时，漆还没干透就被装车拉走了。

　　电机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当年产值过亿的，给电机厂配套的厂家超过1000个，销售网络也覆盖全国。不过这又引来了新的烦恼，自上世纪80年代末在全国范围繁衍开来的三角债也将电机厂羁于其中，电机厂卖出去的产品无法按时收到货款，这使他们无法向供应商付款，新的三角债务再次形成。

　　及亚平回忆说，三角债务成为困扰电机厂多年的死结，直到2008年企业宣告破产时，累计负债超过了2亿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电机厂的包袱达到了顶峰。及亚平回忆说，彼时开源实在无方，就只能寻思节流。当时国企普遍搞减员增效，电机厂的职工人数一度从3000多人减少到2000人。

　　2000年，处于低潮期的电机厂被要求突围。“自己想办法突围”，是当时一大批效益不佳的国企中的主流说法。而反观这一时期的企业改革，均是对产权重组进行探索，因为没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全国性改革方案，全国各地的国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自己想办法突围。

　　及亚平说，彼时的厂领导显然为突围费尽心思。最初想通过多元化经营的形式来拯救企业，而实际上因为主业的不振，这种方案很快便无法实施。厂领导继而转向当时流行的转制，希望从这种主流探索方式上获得成功。

　　彼时各地有多种产权改革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包括管理层MBO，即允许企业家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的股份；员工持股，组建员工持股会；引资量化，引进外来资金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等等。

　　全国各地的改制故事层出不穷，而这些时好时坏的消息传来时，往往会影响领导人的决策。及亚平说，当时听说西安一家电机厂在改制后，企业变成了时任厂领导的企业，这些传言带给重庆电机厂领导班子不少压力，在选择突围的方式上显得更为小心翼翼。

　　因为后来债转股没有成功，电机厂最后选择了一个在当年看来有点先锋，现在看来却是一种没有很好的方法的办法。通过运用彼时的再就业政策，电机厂将1000多名职工转变了国企身份，每个人将拿到的1万多元补偿资金入股新公司成为股东，然后加上母公司机电集团的国有股，以及一小部分社会资金，这种混合型的改制方案下诞生了新的企业——赛力盟公司。

　　电机厂的在职员工陆陆续续通过这一种方式丢下了国企职工身份，而新的企业赛力盟则通过这样的形式获得了电机厂的产品线和可贵的流动资金，并且无债一身轻地重回市场之间的竞争。及亚平说，新生的赛力盟产值一度做到了4亿多元，给了当初还存在担心的职工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收入也是最直接的体现，改制后的电机厂职工收入增加，及亚平说彼时中梁山一带的商品房购买者中大部分都是来自赛力盟的职工。

　　在去拜访重庆电机厂最后一任厂长及亚平的时候，他提醒记者不要找错了路。实际上他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各种导航软件上，重庆电机厂的地址始终指向中梁山玉清寺。

　　从1958年开始，这家厂就屹立于此，如今留存下来的除了地图上的地名，还有往昔的工厂大门，和来自于及亚平们的回忆。